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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女大学生，一年级学生。求助者自幼失去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她从小学到中学都勤奋学习，以期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和对她的期望。她母亲在她初中升高中之际也去世了。大学期中考试求助者对自己的成绩不太满意，有些自责，于是她开始减少其他活动，专心学习。面对这种自我压力的增加，求助者的情绪又开始紧张焦虑，并逐渐感到力不从心。到了期末考试时，求助者已感到难以应付，又陷入情绪低落的状态中，而且什么事都不想做，成天就联想自己的身世，感到悲伤和消沉，已有两个多月。希望得到帮助。
为了进一步了解求助者目前的心理状况，对其进行抑郁自评量表（SDS）的心理测试，测试结果：粗分72，标准分88。
在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后，求助者向我诉说了下面的话：“我从小就失去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我成了母亲的寄托。为了报答母亲，我勤奋学习。可就在初三的最后一个学期，母亲不幸去世了。在极度悲伤之余，感到很无助，同时觉得自己也失去了活在世上的任何动力。幸好在老师同学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我坚持复习并考上了重点高中。然而，在高中阶段，我仍常感到心情压抑和消沉，曾到某医院求治，医生给予丙咪嗪等药物和心理疏导，情绪有所缓减。考上大学，我好高兴。班里的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学习也很努力的，可期中考试我有好几门功课刚好过六十分。怎么就会是这样的成绩呢？那么多亲戚凑钱送我上大学，我怎么面对他们？是我不好，我辜负了亲人的期望。我想，也许是参加的活动太多，影响了我的学习。我就减少参加各种活动，一心扑在学习上。要不期考有不及格的科目，就丢人现眼了。每天我都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活动参加少了，和同学们的交流也少了。整天就是“寝室—教室—图书馆—寝室”周而复始。可是有时候我半天也看不去一页书，心里老想怎么让那几门功课成绩上来，如果期末有不及格的话怎么办等等。越想就越看不进书，越看不进书就越着急。我真无能。我感到力不从心。最后，连书我也不想看了，整天很抑闷，什么事也不想做，成天就联想自己的身世，感到悲伤和消沉。昨天早上开始期末考试，我都不想参加了。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可能考出好成绩的。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只有别人来拉我、推我，才有可能好转。”
在倾听诉说的同时，我细心地观察求助者的一言一行，并在综合各方面方面信息的基础上，对求助者的症状有了比较明确的诊断：其衣着整洁，情绪低落，精神疲惫，语速缓慢，音量低，思维清晰，自知力完整。过早地失去双亲，对未成年的求助者来说是沉重的打击。长时间的心情压抑和消沉，使求助都对抑郁敏感化并患上抑郁症。高中阶段曾经求治，抑郁有所缓减，但并没有根治。母亲生前对求助者充满期望，求助者本人对自己也高要求。但大学第一个学期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继发抑郁。SDS测试粗分72，标准分88，与求助者目前症状基本一致。
通过第一次的面谈，在广泛收集求助者的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发现，求助者的抑郁情绪固然与其母亲的去世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求助者的认知倾向。主要表现在：1、求助者上大学的费用都是亲戚资助的，她觉得自己如果学习成绩不好，就对不起那些资助她的人，也对不起她去世的母亲。因此，可以认为，她现在的情绪抑郁，是“我不好，我辜负了亲人的期望”这种不合理认知的结果；2、求助者对自己的情绪低落状况持消极态度，她认为自己的情绪低落是“不由自己控制的，自己也无法改变，只有别人来拉她、推她，才有可能好转”。针对求助者的这些消极认知，经双方的协商制定了咨询目标：1、具体目标——改变消极认知，改善抑郁情绪，逐步建立乐观心态；3、近期目标——改变消极认知，改善抑郁情绪，完成期末考试，重新回到同学当中；4、长远目标——树立积极向上人生观，改变抑郁情绪。
经过摄入性的谈话，从掌握的资料已经明确造成求助者目前抑郁情绪的主要原因是其对待学习成绩和目前抑郁情绪的消极认知。认知学派的理论认为，抑郁症病人与正常人不同之处在于，早期的创伤事件使病人对抑郁症敏感化而且患抑郁症，通过替代性示范和自我标识，抑郁症病人发展了以几种歪曲的思维模式为标志的认知类型。抑郁症病人歪曲性认知类型的特点如下：1、把积极的成就都看得微不足道；2、把任何问题都夸大成“毫无指望”；3、容易“两极化”，即从两个极端看待事物；4、容易把两个孤立的事物或事件看成是普遍的。由于这些认知上的歪曲，抑郁症患者对他们自身、周围环境和未来都产生了一种消极的看法。求助者正是认为“我不好，我辜负了亲人的期望”、“不由自己控制的，自己也无法改变，只有别人来拉她、推她，才有可能好转”的消极认知，才造成她目前的抑郁情绪。所以，认知行为疗法（也叫合理情绪疗法）就是要以理性治疗非理性。帮助求助者以合理的思维方式代替不合理的思维方式，以合理的信念代替不合理的信念，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合理的信念给他们的情绪带来的不良影响，以改变认知为主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求助者减少或消除他们已有的情绪障碍。
认知行为疗法的主要步骤有：1、向求助者指出思维方式、信念是不合理的，帮助他们搞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就变成目前这样了的，讲清楚不合理化的信念与他们的情绪困扰之间的关系。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向求助者简要介绍认知行为疗法的基本原理；2、向求助者指出，他们的情绪困扰之所以延续至今，不是由于早年生活的影响，而是由于现在自身所存在的不合理信念所导致的。对于这一点，他们自己应当负责任；3、通过与不合理信念辩论的方法为主的治疗技术，帮助求助者产生某种认知层次的改变。这是治疗最重要的环节；4、不仅要帮助求助者认清并放弃某些特定的不合理信念，而且要从改变他们常见的不合理信念入手，帮助他们学会以合理的思维方式代替不合理的思维方式，以避免重做不合理信念的牺牲品。
在向求助者简要介绍认知行为疗法的基本原理和步骤之后，经双方的讨论，同意采用该疗法，并达成如下咨询方案：1、决定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和药物治疗相结合，改善她的情绪。药物方面，需要其到医院精神科或心理门诊，请专业的医生对症用药；2、因求助者的病程较长，按认知行为疗法的步骤，安排的咨询次数至少五次。视情况再临时调整咨询次数。每周咨询一至二次，每次咨询时间为1小时，收费30元；3、咨询师严格遵守咨询师职业道德规范，热情为求助者服务，并按要求做好保密工作。求助者有权利依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依据求助者的具体情况，参照认知疗法的步骤，我将本次咨询分成三个阶段：1、心理诊断阶段。本阶段任务在第一次咨询时间内完成；2、帮助和改变阶段。这是整个咨询过程的重点，要占用至少两次的咨询时间。不但要灵活应用所掌握的心理学原理、原则、咨询技术为求助者治疗，还要根据求助者不断变化的情况，灵活调整咨询方式、方法，最终使求助者减轻或摆脱抑郁的困扰；3、结束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首先帮助求助者重新回顾治疗要点，检查治疗目标实现的情况，进一步巩固治疗所取得的成果。同时，指出她在治疗中已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也要指出还有哪些应注意的问题。如果有可能还可将求助者在治疗中提高的对某一事物的认识扩展到其他事物，帮助求助者真正掌握治疗中习得的新东西，以便日后脱离咨询师仍可自己应付周围环境，自己做自己的治疗者。本阶段视情况，安排在咨询的最后一次。
各阶段任务完成情况：
第一次咨询，在进行摄入性谈话后，根据所掌握的初步资料，和观察到的疑点，安排求助者进行了SDS测试。明确建立咨询关系后，通过应用倾听和通情达理等技术与求助者进行交流，用言语给予安慰和支持。同时广泛收集求助者的各方面资料，以便对问题进行评估。在这过程中，发现求助者的抑郁情绪固然与母亲的去世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求助者的认知倾向。求助者自述她上大学的所有费用都是一些亲戚捐助的，她觉得自己如果学习成绩不好，就对不起那些资助她的人，也对不起去世的母亲。因此，可以认为，她现在的情绪抑郁，是“我不好，我辜负了亲人的期望”、“目前的情绪不由自己控制的，自己也无法改变，只有别人来拉她、推她，才有可能好转”的不合理和消极认知所造成的。针对求助者的这些不合理和消极的认知，当面向求助者指明，并要求求助者用积极的语句取代内心消极的想法，比如不断告诉自己：“我没有对不起亲人，我已是尽力而为了，我是努力的。”同时，要求求助者回去思考：为什么在大学初期时情绪较好？原因何在？
四天后求助者来进行第二次咨询，求助者仍感消沉、抑郁，什么也不愿意想，什么也不愿意做，认为反正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摆脱情绪最终会降到最低点的必然结果，因此只想熬过这一关后，让情绪自然回升。但同时又觉得这一关太难熬，想让咨询师帮她一把。咨询师明确指出：抑郁的情绪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而这种努力就是要按照咨询师的要求去做，否则咨询师也无法帮助她。咨询师询问她上次回去思考的问题想清楚了没有。求助者说，大学初期情绪好是因为那时候学习压力不大，自己经常参加各种活动，感到挺快乐的。咨询师顺势启发她：也就是说，那时的许多活动令你感到充实和兴奋。这也说明，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可以使你获得愉快的情绪。现在你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是因为你在对自己说：“做任何事都是没有用的。”自然，各种兴趣会消失，自己也变得懒怠，但这种无所作为的状况又不符合你的自我要求，于是它加强了你的抑郁情绪，最后形成恶性循环。要打断这个恶性循环，你必须行动起来。
随后，咨询师建议求助者制定“每日活动计划表”，坚持按计划安排生活、学习和娱乐，而且每完成一项任务，都给予自己鼓励：“看，我能做事情。”坚持对自我的积极性暗示，不要自我责备。
第三次咨询时，求助者告诉咨询师，她在第二次咨询结束的当晚就制定了第二天的活动计划，并按计划去实施。一天下来，发现自己确实做了一些事情，还学习了一点功课，感到情绪好一些了，遂自己买了点零食来奖励自己。接下来的两天，她都坚持制定计划并完成了两门功课的考试。但是，第四天后求助者不再制定计划，对最后一门功课的考试也没有了信心和兴趣，感到无力应付和支撑自己。咨询师针对求助者前三天的收获，再次鼓励求助者以行动改变情绪，要求求助者把各种生活小事如刷牙、散步等，都列入每日生活计划中，并欣赏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另外，针对求助者的“我不好”、“我没有成就”的消极思想，利用面质技术，通过认知辩论，来帮助求助者正确认识自我，鼓励求助者接纳自我，宽恕自己。
第四次咨询时，求助者自诉情绪比前段时间好了一些，不那么压抑无助了，但仍感自己打不起精神做事。她一方面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单调、太沉寂，但同时又觉得没有必要做什么事情。通过进一步的交谈，咨询师发现求助者的这种矛盾心情主要是因为“害怕失败”所致。求助者内心深处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但又觉得自己没有成功的把握，因此“与其饱尝失败的痛苦，还不如生活得平淡一些为好”。针对求助者的这种心理活动，咨询师鼓励对方要敢于去“试一试”，并要求对方注意体验“试”的过程中的各种情感体验，而不要太注重结果。同时建议求助者选择一个想做而又比较容易成功的事（比如学习交际舞）去试一试，也可以邀请一个好朋友来协助她，和她共同去学习。
第五次咨询，求助者称自己通过去学习交际舞，获得一些新的体验，对行动改变情绪有了更深的体会。但有时想到自己的身世和过去，仍感到抑郁。咨询师对求助者新的表现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对前四次咨询作了简要的回顾，一一对照咨询目标，指出求助者的点滴改变。咨询师鼓励求助者抛开过去的各种不愉快经历，坚持用积极的自我语言来取代消极性的自我暗示，进一步加强自我的认知调节能力，只要积极采取行动，自己就能成为自己的治疗者。最后，按咨询方案，结束了整个咨询。
通过以上咨询过程，求助者的抑郁情绪明显减轻，近期的目标基本实现。最后，征得求助者同意，进行了SDS测试，粗分为35分，标准分为43分。与求助者的目前状况完全吻合。当然由于求助者的病程较长，情绪低落很严重，所以咨询过程中求助者一直在服用抗抑郁药物治疗。这说明心理咨询和药物的双重作用，对治疗抑郁症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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